(5)权限争议法律化。行政机关间的权限争议的实质是各有关部门之间的利益之争。在职权法定的原则下，每个部门的权限划分都应该有法律依据。因此，行政机关间的权限冲突在形式上通常表现为法律之争、文件之争。为了扩张权力，将本部门权力法律化，在立法过程中，各有关部门“寸土必争”。有些法律迟迟不能出台，主要原因就是涉及管理权力的个别条款不能在有关政府部门之间达成一致。为了尽快平息各相关部门之间的权限纷争而便立法尽快出台，立法机关在立法条文中通常采取如此表述方式：“某部门主管某领域的全国监督管理工作，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各目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监督管理工作”。法律是出台了，但有关部门、“负责有关工作”等模糊表述，不仅未从根本上解决权限争议，而且可能导致实践中政府部门权限冲突的“合法化”。此时的法律不仅不能解决矛盾，反而可能制造矛盾。
(6)原因复杂化。一是体制方面的原因。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中央与地方关系、党政关系未能理顺等。二是法制不健全的原因。行政机关间的权限划分未能在法律上得以明确，行政机关间的权限争议缺少制度化、程序化解决机制。三是转轨的现实原因。由于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处于攻坚阶段、社会处于转型期的特殊性，在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情况下，要科学有效配置行政机关权限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还有相当大的难度。四是经济社会事务的复杂性和关联性。即使体制改革到位、法制健全，但由于经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在有些领域，行政机关之间的权限存在交叉重叠有其客观必然性。为了实现行政系统内部权力运作的和谐，必须针对导致行政权限冲突的各种原因，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
鉴于导致行政机关间权限冲突的原因比较复杂，从而对政府促进就业工作的展开和进行造成了一定影响，这使得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显得尤为迫切。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体制、机制、法制等多方面入手。
(1)健全体制。行政机关间的权限冲突涉及政府各部门间的职责分工，因此，需要加强政府对所属部门职能争议的协调，政府的行政首长或者上级部门应当依法进行协调。目前，在协调的实践中，有两个机构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是政府法制机构，作为政府在依法行政方面的参谋、助手和法律顾问，政府法制机构具有重要的协调职责；二是机构编制管理机关，由于其在政府领导下，负责行政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的具体工作，因此，对于政府部门间的职责划分、权限冲突的协调也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这两个部门有职无权，缺乏权威性，让它们去协调强势政府部门之间的权限争议，其结果可想而知。有学者将此现象形象地称为“强势部门制造矛盾，弱势部门协调矛盾”。在他们协商无果的情况下，还需要政府办公室或者秘书长甚至更高层面的领导进行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