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布。《决定》强调，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坚决遏制和预防腐败现象。完善惩治贪污贿赂犯罪法律制度，把贿赂犯罪对象由财物扩大为财物和其他财产性利益。

　　就在此前一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审议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拟在修改贪污贿赂定罪量刑标准的同时，对行贿犯罪加大处罚力度，新增行贿犯罪条款。

　　法律界人士认为，这些举措有助于完善反腐败法律规定，将腐败犯罪的“全环节”纳入惩治范围，进一步强化“不敢腐”的法律震慑。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严惩腐败，既拍“苍蝇”，又打“老虎”；既查办在位的，也处理退休的；既惩治国内的，也追捕外逃的，形成了强大震慑。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不敢腐”震慑力的彰显，不仅在于重拳频出，将一个个贪官“斩落马下”，更在于加强反腐败立法，实现党规党纪与国家法律的有机衔接，更好地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

　　“只有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才能提高反腐败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水平，增强反腐败的可持续性，强化反腐败的震慑力。”国家行政学院政府法治咨询研究中心主任杨伟东告诉记者。

　　然而，我国的反腐败法律惩戒机制还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比如，一些官员贪污受贿数额不大，却对国家利益造成严重损害。但根据我国现行刑法规定，在对贪污贿赂犯罪量刑时只需考虑数额，难以全面反映具体个罪的社会危害性，无法做到罪刑一致。

　　又如，针对行贿犯罪，刑法只设置了自由刑，难以使行贿者“吐出”不当获利，坐在“金山”上服刑的情况不时见诸报端。而立法方面的宽宥，也使得对受贿、行贿的惩治存在明显的“剪刀差”，导致打击行贿犯罪失之于宽、失之于软，难以形成有效震慑。

　　此外，兼职取酬、吃空饷等问题，在当下仅仅属于纪律约束范畴，在国家法律方面尚处“空白地带”。

　　有分析指出：“党纪与国法之间还存在一些缝隙，一些反腐败法律规定不仅滞后于时代发展，在解决现实问题方面力不从心，其严肃性与约束力也远远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影响着‘不敢腐’法律震慑的彰显。”

　　时移世易，变法宜矣。10月23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闭幕。全会提出，坚持立改废释并举，做到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时隔一日，十八届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会召开。王岐山同志指出，确保到建党100周年时，建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行有效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并强调要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有机衔接。

　　方向已经明确，关键在于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闭幕仅4天，全国人大常委会便开始审议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拟删除五千、五万、十万等具体数额标准，以概括性数额和情节为贪污贿赂定罪量刑；对多类行贿犯罪规定处以罚金刑，严格对行贿犯罪从宽处罚的条件；增加向国家工作人员近亲属等关系密切人员行贿的犯罪处罚规定。这些举措有助于使打击贪污贿赂的司法实践更加科学，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打击力度。

　　专家认为，“不敢腐”法律震慑效应的形成应具备三个要件。一是惩戒要有确定性，即有腐必惩、有贪必肃；二是惩戒要有严厉性，即实现罪刑一致；三是惩戒要有及时性。

　　当前，在高压反腐态势下，仍有一些党员干部不收手、甚至变本加厉，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塌方式腐败”，令人触目惊心！法律是治国之重器，党规党纪是管党治党建设党的重要法宝。在持续保持反腐高压态势的同时，有关部门也应尽快行动起来，积极推动反腐败国家立法，进一步强化“不敢腐”的法律震慑。（记者 张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