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１０月１６日电（记者朱青　白旭　蔡敏　余里）在安徽省安庆市望江县这个以古代雷池所在地而闻名的小城，５２岁的农民宋新元因为迈出了“越雷池一步”，以民告官而闻名全省甚至中国。

　　一个初中文化的农民靠网络查找大量法律资料，通过微博邀请公益律师，为了维护家乡环境不受污染而将安徽省环保厅告上法庭。

　　为了这场官司，宋新元认真学习国家的宪法和其他相关法律。他说：“宪法赋予了人民相当完整的权利，但很多老百姓了解得还不多。我只是在拿起宪法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利。作为一个尽到应尽义务的中国公民，我没有什么好怕的，更不会退缩。”

　　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１９５４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此后，中国宪法历经四部，用６０年时间逐渐融化２０００多年封建制度冰封的“人治”传统观念。如今，宪法在中国普通民众的生活中日益“激活”。

　　５１岁的罗开华在汶川大地震时失去了自己家乡四川绵竹什地镇的房子。此后，他和六个村民购买到的假笋种更让生活雪上加霜。

　　“告这些卖假种子的，不知道法院程序怎么走，也不晓得要耗费多少时日，还是上访吧！”２０１３年，罗开华和不少中国普通百姓一样，走上了“信访不信法”的路。

　　什地镇党委书记罗印杰得知了村民们的上访计划。这位３２岁的成都理工大学双学士对他们进行耐心劝导，并找到了同类案例，找来法律专家，告诉村民们这样的官司是打得赢的。

　　“要是胜诉了，得到了赔偿，以后有类似情况一定通过法律方式解决。”老罗说。　　曾备受关注的“中国艾滋病就业歧视第一案”中，将安徽省安庆市教育局告上法庭的艾滋病感染者、大学生小吴也是一个实践者。这件事让因艾滋病、乙肝等疾病受到就业歧视的人群意识到：自身合法权利需要依靠宪法和法律武器的保护。

　　“在很多案子的推动下，才有了法制的进步，我也要通过努力，才会有改变。”小吴说。

　　２００１年，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首次沿用宪法有关公民教育权的规定，让被盗用名字上学的普通女工齐玉苓向当地教育部门讨回公道，成为中国第一起将宪法性权利直接作为法院裁判依据的案例，被看作开创法院引用宪法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先例。

　　对于中国民众法治意识的提升，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有着更加直观的体会。曾经直接参与《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等多部法律的起草工作的马怀德还记得，２０１０年，国务院制定了国有土地房屋征收补偿条例，两度征求社会意见，参与表达意见的公众达１６万人次。

　　曾代理过安徽阜阳颍泉区公安分局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第一起国家赔偿案的律师郑秀军执业逾２０年，对于法律更多融入民众生活有着深刻的体会。“现在用微信来请律师甚至成为一种新的消费习惯。”她说。

　　９月，重庆法院１２３６８司法服务平台和智能终端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运行。“重庆法院”甚至成为一种ＡＰＰ，可供市民查询相关法律信息。

　　宪法的下位法正逐步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不过，仍有许多中国人习惯将宪法看做一种文献，这方面也还缺少对应的具体法律条款，司法实践中又没有将宪法作为直接的法律依据在法律文书中援引。

　　对于宪法，中国民众大多依然感到陌生。

　　在湖南省永州市，这个因为唐慧案而广受关注的城市，初中生陈昕依然对教材中《神圣的宪法》一课懵懵懂懂：“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这个女孩和她的家人对宪法的理解还仅仅停留在这一句单薄的教科书话语上。

　　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说，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

　　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将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人们期待这将大力推动“法治中国”的建设，宪法的权威和作用也将得到有效加强。

　　“宪法意识要以上带下，率先垂范。”马怀德表示，“落实宪法就是要把百姓的权利和保护的方法以制度的形式加以确立。”

　　“把宪法修改好、完善好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宪法意识培养起来，让宪法真正步入我们的生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杨伟程说。

　　“虽然我还不了解，但是我知道它很重要。”在河南郑州一家新华书店，市民周学诚带着孩子买走了一本薄薄的宪法单行本。在中国不少城市，这本定价只有数元的小册子比较畅销，这让人们看到了变化。（参与采写：刘斐　许晓青　徐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