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河南南阳闹市区一商品房小区大门上被喷涂“艾滋病拆迁队”的红字。 新京报记者 涂重航 摄
新华网北京１２月２６日电题：“黑拆”“血拆”“艾滋拆”一再上演，谁在操控“拆迁部队”？
“新华视点”记者毛一竹、甘泉、刘金辉
近日，“艾滋病拆迁队”惊现河南南阳一拆迁小区，这群人自称是艾滋病患者，恐吓居民称不搬走就感染他们，这种极端的拆迁手段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近年来，“黑拆”“血拆”一再上演，甚至发展成“艾滋拆”等极端形式。
一桩桩惨剧、闹剧的背后，究竟谁在对普通群众暴力相加？谁在幕后操控形形色色的“拆迁部队”？
“拆迁部队”的组成：三类人员充当“打手”
据南阳市房地产开发公司三厂小区居民反映，这些“艾滋病人”１２月初住进该小区内，还拿出病例卡证明他们患有艾滋病，并在许多墙上喷涂“艾滋病拆迁队”等字样，见到居民就恐吓说不搬走就感染他们。一些不堪忍受的居民已经搬走。
在不少地方发生的强拆中，“拆迁部队”总是冲在最前线。记者调查梳理发现，这些“拆迁部队”主要由三类人员组成：
－－城管、警察等执法人员身影最为常见
在一些地方性法规中，经由行政机关确认属于违章建筑，且逾期拒不拆除的，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这也是城管、警察屡屡冲在暴力拆迁一线的原因。
１０月１３日，河南驻马店经开区开源办事处村民与前来强拆的城管持砖互殴、致多名村民头破血流。事后，官方通报称，这是部分村民为套取国家补偿资金加盖的“违建”，驻马店市要求城管人员前去拆除。
河南一名长期从事拆迁的基层干部说，尽管出发前对城管执法人员反复训诫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当冲突发生时，场面很容易失控。这名干部反思，“这些冲突一再发生，主要是事前工作没有做好，如果程序公开透明，充分征求民意，沟通协调，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拆迁公司在不少暴力拆迁中扮演不光彩角色
此次南阳艾滋病人拆迁事件中，针对是否有人利用艾滋病人威逼拆迁，公安部门正在调查中，同时，对负责该项目拆迁的南阳市迁安拆除公司停业整顿。
２０１３年底，江苏苏州市通安镇严山村村民范木根因拆迁冲突刺死２人，留下一份遗书在网上扩散开来，遗书中说，其“一家人安全因拆迁遭黑社会威胁，一家人不敢回家”。他所提到的“黑社会”其实就是当地一家拆迁公司。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日，拆迁公司人员因拆迁谈判和范家发生争执，并殴打范家人，冲突中范木根掏出身藏的尖刀将２名拆迁公司人员刺死。
河南郑州一家拆迁公司合伙人告诉记者，搞拆迁工程，只要不出现事故，稳赚不赔。拆１０万平方米，挣三四百万元不是问题。“但想揽到活儿，还是得有关系。一般由当地政府先把工程给房地产开发总公司或有资质的拆迁公司。我们是从这些‘头包’手上揽活儿，有时是二包、三包后才到我们手里。”这名合伙人告诉记者，大部分拆迁户拿到补偿款都能顺利搬走，也有少数钉子户，到了最后期限还赖着，只能强制拆迁了。如把人打伤，家电家具损坏了，都是先由政府部门出面协调，最后由开发商、拆迁公司各拿出部分赔偿。
２０１１年国务院发布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禁止征收实施单位以牟利为目的，这就意味着牟利为目的的拆迁公司不具合法性。据北京才良律师事务所发布的《２０１３：中国拆迁年度报告》称，在一些地方，拆迁公司风生水起，有些拆迁公司已经形成黑社会组织化，并有蔓延的倾向。
－－受雇佣指使的各类人员
记者调查发现，房地产开发商、村干部等雇佣指使的社会闲散人员，甚至涉黑团伙成员参与暴力拆迁也是愈演愈烈。
在今年１０月发生的云南晋宁征地冲突事件中，施工方事前组织的数百名持械着统一服装人员与村民发生激烈冲突。据昆明市公安局通报，经调查，这些人员主要由项目施工方有关负责人从自己经营的公司等处组织而来，所统一使用的作训服、头盔、盾牌是其在市场上以非法渠道购买获取。
记者在中部部分省份采访时注意到，几起拆迁事件中，找拆迁户寻衅滋事的人多以２０多岁的年轻人为主。这些人通常通过私闯民宅、骚扰恐吓、打砸门窗、限制拆迁户人身自由等手段胁迫同意拆迁，有些采取极端的手段制造车祸和火灾。
北京才良律师事务所统计，仅２０１３年３月底到４月初的一周内，媒体就披露了３起车祸致拆迁户死亡事件。
“暴力的背后是暴利”
长期关注拆迁问题的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才亮说，拆迁要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设计的程序进行。从目前发生的案例看，“黑拆”“血拆”许多都是为了赶进度，绕开程序铤而走险，暴露了一些地方官员追求政绩、利益，忽视公平正义的思想根深蒂固。
记者调查了解到，不少地方政府为了规避违法风险，采取了“委托社会力量动手、自己背后撑腰”的拆迁模式。在所有强拆事件中，补偿标准往往是引发冲突的导火索。在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或开发商便指使“拆迁部队”采取“非常规手段”，速战速决，导致“黑拆”“血拆”时有发生。
“暴力的背后是暴利。”中山大学政务学院教授肖滨说，“首先是开发商受利益驱动，无视法律；其次是背后有地方政府支持，至少是默许。征地拆迁必须经过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要真正站在群众立场上，开发商也好，拆迁公司也好，不敢这么大胆地践踏法律。这反映出一些地方官员和开发商利益勾结的程度之深。”
２０１１年，因城中村改造，广州市天河区冼村部分村民对拆迁补偿方案不满不肯签约，施工队强行拆迁与村民发生冲突。后经村民不断上访举报，冼村领导班子被纪检部门查处“一锅端”，又牵出广州市副市长曹鉴燎与多名开发商勾结等黑幕。
“没有问责机制，才会纵容地方官员庇护或指使非法强拆。”王才亮说，在很多案例中，暴力拆迁无论造成多么恶劣的社会影响，都没有被问责，反而受到政府的默许甚至鼓励，所以才会一再发生。
今年的山东平度市３·２１纵火案中，开发商与杜家疃村主任杜某相勾结，共同指使纵火暴行。
今年８月１８日，河南省驻马店市经开区金山办事处发生一起暴力拆迁事件，城管与拆迁户激烈冲突，有孕妇倒地的现场视频引发广泛关注。但仅仅时隔两月，１０月１３日，驻马店经开区又一次发生城管进村与拆迁户持砖互殴的冲突，两起暴力拆迁如出一辙。
以法治之手化解“黑拆”戾气
对于一些所谓的拆迁“钉子户”，协商无法达成时并非无法可依。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被征收人超过规定期限不搬迁的，由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拆迁户还可申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通过法律救济化解问题。
然而，在现实中，一些地方政府并没有依法办事。在河南驻马店今年８月发生的强拆中，为了拆掉魏水清家的房子，经济开发区管委会金山办事处做了“精心准备”：提前下发限期自行拆除通知书，邀请市电视台跟拍录像，训诫６０多名城管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看起来“万事周全”，却少了最不可或缺的一环：法院对拆迁强制执行的授权。
这其中恰恰暴露了地方政府法治思维的缺失。据王才亮介绍，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违法自行组织强制执行，事后司法监督却落空。无论是诉政府违法或是诉公安不作为，行政诉讼都难以立案。如青岛某市民房屋２０１１年被当地城管纠集涉黑人员强拆后，向当地法院起诉长达两年无人问津。
有关专家认为，倘若脱离法治轨道，由拆迁引发的社会冲突必将陷入“丛林困境”，由利益博弈演化为赤裸裸的“拳头正义”，最终导致政府形象失分，群众利益受损。无论政府、开发商还是拆迁户，“战争”没有赢家。
为防止“黑拆”“血拆”一再上演，肖滨建议，一方面要完善官员问责机制，引发冲突事件后，上级政府要对下级官员进行问责，纠正当中的不作为、乱作为；另一方面要通过法律程序、法律渠道、调解机制解决拆迁带来的实际矛盾。
“司法是保障法律公正的最后一道关口。”王才亮说，法院及时受理拆迁纠纷，公正审判相关案件，使各级政府的行政行为受到司法监督和审查，才能减少社会矛盾激化的概率，切实维护群众的利益。在法治中国建设中，如何消除“黑拆”土壤，以法治之手解决暴力拆迁，检验着政府践行法治的耐心和决心。
